十七世纪中期，陶工洒井田柿右卫门，调制出特别鲜艳的红色，并采用各种颜色反复上色的“色绘”技法（即中国的“五彩”，在烧成的白釉瓷上绘画办、黄、褐、绿、紫等色彩釉药的花纹，然后再烧成），成功地制作了日本件釉上彩绘的瓷器。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柿右卫门烧，现在已是第十三代了。8世纪，当日本文化处于启蒙阶段时，中国的文化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由于地理位置的原恻，定式了邻国之间会有政治、文化、艺术的影响。据史料记载，从隋唐开始，日本就派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并把得到的技术与本民族的文化融扩一起，创制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上艺作品，使日本陶瓷跻于东方艺术之林。
从瓷器出现的时间来看，中国早在5世纪的六朝时代就出现白瓷。越南、朝鲜11世纪出现白瓷。日本瓷器较初形成是江户初的之和之年（1616年）。相比之下，日本瓷器的起源，比中国晚上一千年以上，比越南、朝鲜也晚数十年，是东南亚地区瓷器产生较晚的一个国家。虽出现时间较晚，但在陶瓷发展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但形成中也受到邻国尤其是中国的影响。日本彩绘，属肥前期有伊万里、柿佑卫门、锅岛窑三种样式，以柿佑卫门为中心。洒井田家传的柿佑卫门《觉》中有如下的记载：长崎的中国陶瓷艺术家周辰官，将釉上彩法面授给他，鼓励他来中国学习陶瓷技艺，他所用的花彩比较清新，画上细腻，所绘翎毛花卉细致，纹饰构图明朗疏简，与雍正画意雷同，有工笔也有勾画平涂，以线托深的绘画鼎示阴阳，呈现立体感，并有万历景德镇的风貌。
十七世纪中叶，江户时代正保二年，清顺治时期开始烧造，有伊万里之风格。江户时代的柿佑卫门较初以泉山的并石料为原料，制作坯胎，施以很薄的柞木灰釉，烧成后在表面揣绘中国的纹样。形成作品后纹饰不清晰，色彩不鲜明。之后，更换了材料，在瓷石中加入岩谷川石料，上釉烧成后呈现乳白色、洁净、典雅、朴素，同时作品上也绘有中国传统的草花纹样。纹饰：松树、樱花、鹿纹樱花、松鹤、竹鹊桃、锦鸡牡丹、缠枝牡丹、鹑菊秋草、芥子花（芥籽）、罂栗、祀字锦纹、山水人物、仕女、禽类，鸟羽表现得非常之细。可说是深受当时景德镇制瓷技艺的影响而发展与提高的。有付染和赤绘两种艺术手法，其中以赤绘较具有代表性。在当时，柿佑卫门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国内颇有影响，就连中国和荷兰的客商也纷纷购买其产品。
柿佑卫门时期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有三方而的决定因素。1、釉料的调配。2、器物的造型。3、瓷器的装饰纹样。风格成因，中国给予了多方向的影响。当中国的文化形式传入日本后，一方面仍然按照中国文化的原型或本意沿用至今，一方面兼收并蓄融汇成和风，表面看来是中国文化，但实际上却改变了原有含意或增进了新的内容，成为日本的文化。通过柿佑卫门时期的瓷器产品，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型，其中映射着民族交融的历史。总体上看，纹样的类型主要有植物纹、动物纹和人物纹样。
植物纹样，主要以唐草纹为主，结合日本民族瓷器造型和特色釉料，形成新的瓷器样式。唐草，中国唐朝典型的图案纹样。多从植物中提取纹样，植物生长适应性强，繁衍生息世世代代。从忍冬、牡丹、荷花、兰花等植物中提取基础纹样，采用“S”形构成连续纹样，花草造型多曲卷圆润，通称为卷草纹。连续纹样的表达，主要受到伊斯兰藏传佛教的影响，植物根叶茎相连，无限循环，生生不息，如：图1，唐草纹中的牡丹纹，枝叶采用卷曲多变的线条，花朵则繁复华丽，层次丰富，叶片卷曲，富有弹性；叶脉旋转翻滚，富有动感；图2，团花纹样层次多，以大团花、大菱格纹为主，边饰中出现厂百花草纹，花形自然多变，形态各异，但都围绕主花朵铺展开米，是团花纹形式较为丰富的时期；图3，为卷草纹中的藤花纹样的运用。3幅柿佑卫门作品，把中国唐草纹样运用到很致，兼收并蓄形成新的陶瓷样式。日本其他门类美术亦具有此特征：“但凡触及外来文化时，日本美术总是以柔和的立场受其影响。”
植物纹样使用的同时，在柿佑卫门风格中动物纹样装饰也颇具多样化。其中动物造型有羊，虎，蝉，蜍，龙，鸡首，凤首等等，分别位于盘中、耳、把于、盖等，平面与立体造型兼有表现。国内青花瓷上绘动物纹样，如元代多绘水草鸳鸯，明代多高官厚禄（官人后面一鹿），清代在瓷器上出现狮子等。图4，是官窑器绘龙纹样较多。龙为鳞虫之长，是中国特有的图腾纹样之一。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出现描绘龙与风呈祥舞动的画面，习称龙凤呈祥纹。如明万历五彩龙风纹笔盒、清康熙斗彩龙风纹盖罐等都是典型之作；乾隆粉彩龙风纹盒的盖面上饰龙风对舞戏珠的纹样，别有情致。 图5，风为百鸟之王，都是祥瑞之物，是远古传说中“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的神鸟，在柿佑卫门样式中有所运用。国内陶瓷器物上也多有表现，如庸三彩陶器上也多有印花风鸟纹；宋代定窑、耀州窑、景德镇窑瓷器常见印花风纹，多与牡丹相配，形成风衔牡丹、凤穿牡丹等典型画面；宋吉州窑窑变釉剪纸贴花风戏朵花纹，新颖别致；元大都遗址出土的青花风纹扁壶，以凤首作流，壶身绘展翅飞翔的凤体，凤尾卷起作柄，融实用与美观于一体。图6，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祥瑞神兽，被视作吉祥象征，是古代麟凤龟龙“四灵”之一。形象略似鹿，独角，全身生鳞，尾像牛尾，简称“麒”。典型作品有元青花麒麟花果纹菱日大盘、元青花麟风纹四系扁壶等。由此可见，日本陶瓷在制作过程中，中国古风淋漓尽现。中国文化在异域陶瓷形式成因中，做出了特有的贡献。这也是透过日本文化对中国文明的一种阐释。
柿佑卫门中的人物纹样，也同样以中国纹样为主。题材为古代典故。形式丰富，人物造型生动逼真，主要以陶瓷赤绘为主。典型纹样如，春秋时期的司马光砸缸、五代的布袋和尚、唐朝的人虎踊等。图7，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在《左氏春秋》中有记载，“司马光七岁，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中旨。自是于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翁，足跌没水中，众皆弃之，光持石击翁破之，水迸儿得活。”图8，布袋和尚，五代后粱时期的僧人，明洲奉化人（今浙江宁波奉化）。因常背一只日袋，又称布袋和尚，《宋史》中也有记载，称之为契此和尚。“一钵干家饭，孤身万里游，青日睹人少，间路白云头。”也是对他的真实写照。形象更为生动，让人产生内心的共鸣。人物图样，充分展现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优秀传统的传承。
由以上分析，可见，日本的柿佑卫门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再现；对中国传统纹饰文化的深入理解，是形成柿佑卫门典型陶瓷新样式的基础。从中启示，众所周知日本对外来文明一向持有巨大的包容力，但重点是融入本国文化，进而更好的诠释本土特色。柿佑卫门样式，再现设训的时间和守间的交融，是把本民族的文化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融合再以新的表现形式展现给全世界。